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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延寿是受了什么样的制度影响的他在史学上的贡献有哪些

发布时间:2021-01-05 19:07:56 阅读: 来源:一体机专用纸厂家

李延寿是受了什么样的制度影响的 他在史学上的贡献有哪些

背景

受魏晋南北朝以降门阀制度影响,唐初仍存留一些崇尚门第习气,李延寿也未能免俗,他在《北史·序传》中津津乐道地讲述先世事迹,自称帝颛顼高阳氏、周柱下史李耳为“李氏之先”。被尊为道教教主、太上老君的李耳,在唐朝是有特殊身份和地位的。唐高祖武德八年(625)定三教顺序为道、儒、佛,唐太宗贞观十一年(637)宣布李耳是他的祖宗。李延寿以李耳为祖,意在表明自己为圣贤之后,并且与当代皇帝同出一祖。在同一序传中长篇累牍地列举了历代祖先的仕宦情况和功绩,形同撰述家谱,表现出较强的门第观念。他既迷恋于先祖的光荣,又流露出对现时自己名位较低的不满。像那个时代的多数史家一样,李延寿之所以走上治史道路,是与家学渊源分不开的。曾祖李晓,字仁略,“博涉经史,早有时誉”,“训勖子弟,咸以学行见称”,很受当时人称赞;祖父李超,字仲举,“博涉经史,不守章句业”,颇有创新学术的气概。

特别给延寿重大影响的是他的父亲李大师。李大师,字君威,“少有著述之志”,勤奋好学,知识广博,善于作文,尤长史学,“备知前代故事,若指诸掌;商较当世人物,皆得其精”。大师一生经历坎坷,他年轻时做过几任小官,升迁极慢。隋炀帝末年,政治腐败,官吏贪污成风,大师任信都(今河北冀县)郡司户书佐,“独守清戒,无所营求”,生活很窘迫。郡丞鞠孝稜感佩地说:“后于岁寒,此言于公得之。”隋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后,窦建德据有河北,大师在建德军中为尚书礼部侍郎。起义军被唐兵镇压后,大师被流放到西会州。他在那里郁闷不乐,作《羇思赋》以寄怀。当时镇守凉州(今甘肃武威一带)的杨恭仁见到此赋,很赞赏大师的才学,于是把他召至府内,深相敬重。大师早有编著南北朝史的志向,此时正有闲暇时间,而且杨恭仁家中藏书丰富,可以尽情阅览。于是大师在辛勤著史中度过了几年时光。到了武德九年(626),唐朝廷大赦天下,大师才得以回到京城长安。他的旧友房玄龄、封德彝已为朝中高官,劝他留京做官,他已无心仕进,便回河南家乡继续编写南北朝史。不幸的是,两年以后,他就病逝了,著述尚未完成。

史学贡献

延寿一生中最大的成就是独立完成两部正史——《南史》、《北史》。写南北朝史是李大师的夙愿,这也是个大胆、新颖的做法。那个时代,史家已习惯于或仿班固写某朝某代史,或仿司马迁写从古到今的通史,那么李大师为什么单单要把数代历史连起来写呢?他认为,南北朝时期国家分裂,南北各政权相互攻击,各国修史者均站在本国立场上,南称北为“索虏”,北称南为“岛夷”,由于偏见作怪,记他国事既不详备,又往往失实。这些史书在隋唐大统一之后更显得与时代不协调。为了全面真实反映南北朝时期的历史,李大师计划仿《吴越春秋》的体例,著一部南北朝编年体史书。可是,李大师没来得及写完这部编年史就死了。李延寿从任史官之始,就着手搜集资料,决心完成父亲的遗愿。

李大师的南北朝编年史完成了多少呢?李延寿在《北史·序传》谈到,在父亲旧稿中,齐、梁、陈、周、隋五代的事“所未见”。可见李大师编撰的是南朝宋、南齐和北朝魏这三代史事。大师在世时,这三代已有较完整系统的史书可供参考,即沈约所著的《宋书》,萧子显所著的《南齐书》,魏收所著的《魏书》。恰好,李延寿在贞观年间所参与撰修的梁、陈、齐、周、隋五代史,正是大师旧稿中所没有的内容,延寿正可以凭借修史的有利条件续补。所以延寿除了完成史局规定的任务,“因于编辑之暇,昼夜抄录之”,工作极为辛苦。过了两年,延寿因事离开史局,资料远未抄录完,“以所得者编次之,然尚多阙,未得及终”。幸运的是,在贞观中、后期,延寿又获准参加修《五代史志》和《晋书》,于是他进一步“遍得披寻”,继续全面搜集史料。延寿还利用自己能够接触官藏史书的有利条件,对父亲旧稿内容加以完备,“因兹复得勘究宋、齐、魏三代之事所未得者”。由于五代史修成后,暂时未予公开流布,只是藏于秘阁,延寿“不敢使人抄录”,只能自己以史官身份去翻阅抄写,又因“家素贫罄”,无钱雇人誊写,所需各种史书不得不自己动手去抄。延寿从八部正史之外,更勘杂史于正史所无者1000余卷,皆以编入,其烦冗者,即削去之。八代正史共566 卷,加上杂史1000余卷,延寿在抄录、勘究这么巨大数量史书的基础上,才写成《南史》、《北史》180 卷,史料准备和最后成书的比例大约是十比一左右,可见延寿作史的勤奋精神和认真态度。

延寿自述“始末修撰,凡十六载”,指的是具体编写过程所费的时间。他从贞观十七年(643)着手编纂,“本纪依司马迁体,以次连缀之”,到显庆四年(659)成书上进,时间为十六年。如果将贞观三年至贞观十七年的搜集史料时间也包括在内,那么延寿为《南史》、《北史》的诞生付出了三十年的艰苦劳动。延寿虽继父遗志修史,并参考父亲的未成稿,但并未遵循父亲旧稿的体例。李大师所作是仿《吴越春秋》,为编年体;延寿所作则仿《史记》,为纪传体,但又与《史记》不完全一样,是介于《史记》和《汉书》间的一种体例。

人们都熟悉,司马迁的《史记》是第一部纪传体通史,上自远古黄帝,下迄西汉武帝。班固的《汉书》是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,记叙西汉一代史事。后世史家纷纷仿效《汉书》的体例纂修前代史。到了唐初,官方又把《史记》以下的历代纪传体断代史列为“正史”,视为史学正宗。不过,唐以前所修的七部正史(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后汉书》、《三国志》、《宋书》、《南齐书》、《魏书》)都是私家所修或是由官方批准,以个人之力完成。延寿所处时代,官修史书,宰相监修制度已确立,官修前代纪传体断代史的一统局面已定。南北朝的各代纪传体史书除前代所修三部外,其余均由本朝刚刚补齐,并且这些书都是本朝“钦定”。李延寿不过是一名普通史官,却要重修南北朝史,对本朝皇帝批准的正史加以整理刊正,显示出他是一位较有勇气和责任心的史家。他之所以这样做,原因之一是要完成父亲的修成南北朝通史的遗愿,原因之二是他对已有的南北朝各断代史不满意,他在《进书表》中批评这些史书记叙矛盾,“互陈闻见,同异甚多”,又认为这些史书采集史料不广,而那些被忽视的史料“易为湮落”,如不抓紧利用,以后即使想纠史书之失,也会“求勘无所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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